本文从2024年的传播学研究中提炼出四大议题，即立足技术前沿、深入媒介生活、体验时代情绪、探寻治理之道，并分别加以述评。2024年，学者们围绕人机交往新形态和媒介生活新样貌，深入探讨了新传播主体的角色、人类在人机互动中的自我认知、人机交往的情感要素，以及技术想象的文化内涵、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许多研究聚焦于媒介使用中的情感投入，发现情动媒介与数字记忆填补了缺失的精神空间，这表现为集体情感与数字怀旧的兴起；在日常生活领域，家庭照料、残障群体与劳动过程呈现媒介化趋势；在社会治理层面，媒介在制造与纾解风险中扮演关键角色。2024年的传播学研究体察着微观生活的变动，在社会整体风险与个体具身感知之间寻求风险治理之道，反映了对公共利益的关切，并呈现出鲜明的情感转向。

　　随着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与深化，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倾听那些在快速变化中被边缘化的声音，探索技术对人类情感与社会解构的影响。情感不再仅仅是个体的内心体验，更成为社会动员和公共参与的重要力量。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在情感转向中探寻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

　　本文旨在全面回顾2024年中外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总结创新进展、提炼核心议题。为了确保综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我们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库对新闻传播学领域期刊进行系统性检索，检索范围包括SAGE Publications、Taylor & Francis数据库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与中国知网。在英文文献方面，我们依据2024最新版《期刊引证报告》（JCR）选定传播学类SSCI索引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前10（不包括Journal of Advertising、Digital Journalism等广告学、新闻学细分领域的期刊）的传播学研究期刊，包括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Review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ocial Media + Society、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Theory、Science Communication、New Media & Society、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Global Media and China，并收集了这些期刊2024年全年刊发的论文，从中提取关键话题、述评基本观点。中文文献主要来自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须指出的是，文章的引用范围并不局限于这些刊物。本文发现，2024年的中外传播学研究内部存在共识与差异，它们从人机互动的新形态、技术想象的社会建构、情绪传播的多维性、媒介生活的微观实践，以及风险社会中媒介化治理的策略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和讨论传播学如何响应时代的挑战，如何在技术与社会的交汇点上，为构建更加智能、公正和包容的传播环境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智能传播是传播学新兴的重要方向之一，讨论的核心话题已经从人工智能对内容生产的影响，拓展至人类与新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关于新技术的社会想象，诸多讨论指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人类如何在人机互动中锚定自身？

　　人工智能在传播领域的应用突破了传统的人机互动边界，催生了新的传播主体和互动方式。在邓建国看来，人工智能的虚拟化和离身化导致了人类“交流的无奈”。常江也指出了人工智能的离身化趋势。彭兰则立足人工智能的具身化趋势，更进一步将智能物体视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转义者”（mediator），指陈数据、智能内容分发技术、智能内容生成系统以及智能物体的作用机制和效果。

　　除了智能机器的能动性，学者们还着重探讨了人类在人机交往中如何理解机器与自身。彭兰巧妙地用“镜子”与“他者”来比喻智能机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凸显智能机器的重要性，胡泳则强调了人类智能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再者，学者们敏锐地觉察到人机交往中情感要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深入挖掘了人机交往中的情感意义及其潜藏的问题。研究表明，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可能超越了传统的交流范畴，进入更为复杂和情感化的状态。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机情感关系形态，“人机之恋”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在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日益渗透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人类的算法想象和人工智能想象在传播学领域引起讨论。首先，公众对技术的理解和认知，蕴藏了具体的社会文化意涵。刘鸣筝和王硕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讨了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评估与使用情况，揭示了公众技术想象如何受个体乐观主义、先验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阐明想象与实际技术实践的交织状态，形成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维态度。

　　其次，关于技术的想象还塑造了用户的行动策略与技术的生产逻辑。例如，基于“算法想象”（algorithmic imaginary）和“算法八卦”（algorithm gossip）概念，段世昌认为直播电商创业者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特定的算法知识——算法八卦，这种知识包含了对算法规则的简化理解（归纳算法），以及对算法意义的批判性反思（审计算法），劳动者在这些知识的指导下适应并试图影响算法逻辑，并在社群内部构建和传播算法八卦。

　　此外，技术想象的流变也成为媒介史研究的一条关键线索。胡泳提出，互联网中的所有事物都与特定的隐喻相伴，这些隐喻是人们理解和想象互联网的重要途径，但一切隐喻都应被经常检视，以核验它们是否还能准确反映互联网的真实现状。

　　在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速的同时，全球经济正处于下行压力之下，面临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传播学“回归”日常的家庭、社区与平台经验，对家庭生活、无障碍媒介使用与平台劳动等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共同描画了一个有关媒介化社会如何观照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图景。

　　从研究范式上看，胡泳和王梦瑶认为，学者需要批判性地探讨老年人生活世界日益数字化的问题，整合年龄研究与媒介/科技研究的新思维，将两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位研究者为此提出建立中国的“社会-技术老年学”的构想，指出老龄化与媒介研究应注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将自身视为由老年技术设计、社会物质实践以及围绕它们的政策讨论共同构成。这种交叉理论的主要问题可以表述如下：老年人和媒介/技术如何在权力关系领域和网络中彼此生成？

　　周裕琼等人强调数字媒介在老年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群体进行了媒介使用生命历程的考察，发现老年人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在线上重建了“家”的感觉，排解了远离亲人的失落感，以“积极老龄化”的心态适应和融入机构养老生活。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育儿实践也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智能手机应用和家庭智能设备已经成为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研究表明，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模式，还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和社会对育儿的认知。

　　总之，家庭正日益媒介化，而媒介也日益家庭化。这些研究不仅探讨了媒介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还从媒介实践角度指出了家庭养老与养育的困境。

　　数字技术的进步催生出屏幕阅读软件、语音识别技术、触觉反馈技术、无障九游娱乐文化 九游app官方入口碍设计的网站和应用以及辅助技术等信息无障碍技术的新样态，极大地丰富了边缘群体（如残障群体）媒介接触的可能性，使得无障碍的媒介使用体验成为研究焦点。

　　一方面，数字媒介对残障人士的赋权作用受到肯定。残障群体通过无障碍的媒介使用获得感官代偿、争取社会承认、增进社会融入。另一方面，无障碍政策往往侧重于构建传播制度和推广媒介科技，容易忽略微观层面的人际沟通情境及残障群体对具身语言媒介的使用需求，因此相关研究还批判了现有媒介环境在无障碍设计方面存在的不足。总之，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深描了视听障碍者在数字时代的媒介生活境况，点明了他们在信息获取、社会交往、身份建构等方面的挑战与机遇，进而呼吁社会在技术设计环节为残障群体提供更多元化的媒介选择，以实现真正的数字包容。

　　2024年，媒介化劳动依旧是传播学的重点议题。传播学领域对平台劳动的讨论更加多元和深入，揭露了平台劳动的复杂面向和中间地带，不仅关注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还涉及平台资本主义对文化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首先，今年的平台劳动研究从多元维度呈现劳动过程的复杂性。其次，更多研究跳出“剥削-抵抗”的二元分析框架，关注居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中间地带——多元行动者的互动网络及其中介作用。此外，性别视角在技术与劳动研究中所占篇幅较少，但近期亦有所显现。

　　女性主义运动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结合，催生出所谓的“数字女性主义”（digital feminism）。数字女性主义探讨了女性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表达身份、组织活动与传播信息，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女性主义社群。

　　基于身体脆弱性理论，有研究强调女性的日常社交媒体互动应被视为一种体现关怀的伦理实践，指出女性在Instagram平台上实践关怀的具体方式包括分享未经编辑的自我形象、不评判他人身体、提高意识和支持他人。同样关注女性在社交平台上的身体分享行为，关于中国美妆博主的研究发现，尽管这些网红展现出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团结的潜力，但是她们的女性主义实践存在争议。除了微观的媒介使用行为，还有学者从更宏观的角度切入，在福柯的生物政治学视角之下观察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三孩政策，以理解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演变逻辑。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一场“情感研究革命”席卷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如今这场革命也已扩展到相对年轻的传播学学科，引发了“情感转向”的范式变革。面对生命历程的结束、基础设施的崩溃、社会风险的加剧，人类如何安放自己的情感？过去一年中，传播学不断追问这一关于人类命运的核心议题。

　　2024年，情感传播占据传播九游娱乐文化 九游app官方入口学版图的关键位置，讨论话题包括传播机制、传播特点、传播效果等，与公共危机事件、社交媒体平台、网络舆情治理等经典议题深度互嵌。情感传播是指情绪或情感在个体、群体或社会层面上的传播过程，其不仅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现象，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化过程。情感极化是指个体或群体基于情感而非理性分析形成对立的政治立场，这种现象在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兴起的背景下愈发显著。在此背景下，西方关于情感传播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传播方向，探讨情感极化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其对民主政治的威胁，旨在扭转情感极化趋势，增进社会和谐。

　　与此相对，中文学术界则更重视其他社会性的传播议题，尤为关心集体情感的凝聚与集体行动的动员。在理论资源方面，情动理论对物质性、身体与情感的关注与传播学的问题意识不谋而合，使得“情动媒介”（affective medium）概念在传播学的“身体转向”“空间转向”之中流行起来。

　　在实践现象方面，危机事件后的公共哀悼、粉丝圈层的文化参与是两大典型案例。曾昕探讨了网络空间的公共哀悼现象，认为赛博悼念记录了后真相时代个体对社会的诘问、对生命和死亡议题的反思，情感驱动的参与式文化也具有促进公共讨论的潜力。吴鼎铭、罗烨从情感和生命的视角考察粉丝实践特征，发现粉丝的脱粉是一场通过操弄物和平台进行“销毁意义”的实践，既讲述了一段媒介、物质、情感和身份交织的生命故事，也映射出平台、资本与文化等能动性与结构性的权力博弈。

　　总体来看，较于深掘“情动是什么”，传播学者显然更倾向于直接将其视作解释传播现象的理论利器。

　　近年来，随着媒介记忆研究不断涌现，传播学领域对微观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集体记忆给予高度重视，同时也出现了概念误读、错用的情况，因此学者们开始对媒介记忆进行理论溯源与趋势判断。胡康和郑一卉提出了“方法性记忆”、“组织性记忆”和“形态性记忆”的分类范式，并对数字记忆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建议数字记忆的研究应关注记忆的人性意涵与文化价值，避免概念的误读和滥用。

　　物质性理论为记忆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强调媒介物不仅是寄托记忆的载体与中介，而且在与人的互动中传达出社会心态的转变和结构性矛盾的激化。首先，学者们肯定了媒介物“死亡”后的社会文化意义。邓秀军和李雅莹探讨了网络平台卡带趣缘群体技术怀旧（technostalgia）行为的运行机制，强调卡带等媒介物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其“死亡”后会在人类的媒介记忆中延长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同样关注“死亡”的媒介形式，李欢探讨了数字时代社交账号作为现代人情感栖所的角色，以及用户去世后社交账号的处置问题，指出社交账号并非单纯的物质遗产，而是涉及人格和财产利益的复杂存在，其管理机制需要在保护逝者隐私和延续账号信息之间找到平衡。

　　其次，互联网平台制造数字记忆的媒介逻辑受到关注。在探讨社交媒体、记忆与时间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有学者借鉴了算法媒体“适时逻辑”（kairologic）的理论，提出了“适时记忆”（right-time memories）的概念。吴志远和马一琨将时空维度引入媒介记忆研究，指出对过去的追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宣泄实践，近年来蔚然成风的怀旧文化反映出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由“面向未来”到“面向过去”的转变，发生于数字平台的怀旧展演折射出中国社会文化与心态的变迁，即人们不再诉诸强烈的现代性抗争和后现代反叛，而是归于与当下和解的情感慰藉。

　　有趣的是，在“怀旧”文化日益膨胀的同时，“反怀旧”文化亦暗中涌动，与之相映成趣，却鲜少被视作独立现象来讨论。对此，李岸东指出，大陆大学生群体对200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反怀旧反映了一种“弃旧扬新”的进步话语，怀旧实践的日益商品化、媒介化与组织化，使得怀旧成为难以回避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由此激发了反怀旧情绪的出现。总体而言，情绪传播研究正呈现历史化与智能化的双重转向，在理论建构方面仍停留在借用或挪用阶段。

　　平台既是风险的发源地和建构者，也是公共沟通与化解风险的场域。平台治理依旧是今年传播学领域的热点话题，并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迎来新难题，如隐私泄露、幻觉与偏见等。

　　国外学术界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隐私泄露风险，探讨公共领域应对隐私风险的策略，以及个体在隐私风险感知和隐私保护决策中存在的差异，提出了“隐私愤世嫉俗主义”（privacy cynicism）等概念。基于中美两国社交媒体上关于人工智能隐私问题的公共和机构话语，有研究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和话语分析对比了中美两国在隐私风险认知和隐私保护行为上的差异：在美国，公共话语倡导针对隐私风险进行系统性变革，而机构话语则倾向于推广个人主义的隐私保护方法；在中国，公共话语较少关注隐私风险，更多强调人工智能的积极影响，并与机构话语紧密一致。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体，关于中国平台治理的讨论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监管实践提供了非西方的理解视角。通过比较中国几大平台——微信、淘宝、抖音的隐私政策及用户体验，研究指出由国家主导的政策话语嵌入平台隐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以合法化其对用户数据所有权的权威，强制的同意使用条款将用户置于隐私保护的被动地位。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被规制对象的平台如果能够积极履行事后监管救济义务，便更可能获得胜诉并较少被判承担侵权责任。

　　总之，关于平台治理的研究不计其数，多集中于数据安全、算法公正、反垄断等单维度现象，缺乏对平台风险的整体性把握和理解；另外，不同行动主体之间责任模糊，或被简单地分割，导致治理建议缺乏有效性。

　　在后人类社会语境中，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切的议题，其媒介化趋势值得关注。针对环境传播的发展脉络，学者总结了去建制化知识生产模式的特征，指出尽管中西方环境传播研究都源自环境问题的共同起点，但由于政治体制、社会场域和文化情境的差异，两者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存在隔阂。

　　长期以来，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是气候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其应用广泛却定义不一。基于框架理论，有研究指出通过减少说服知识（persuasion knowledge）和增加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适应性框架（adaptive framing）能够有效地促使科学怀疑论者参与新闻互动、采取实际行动。在探讨社交媒体对公众环境认知与行动的塑造作用时，有研究强调了社交媒体在提高环境问题意识和促进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社交媒体可能导致的“slacktivism”现象，即表面上的支持行动并未转化为实际的、有影响力的行动。实际上，环境治理实践不仅局限于内容传播层面，而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协商、互动的过程。在探索环境保护方案之前，学者们先批判了造成当前环境危机的根源。

　　在中国语境中，创造“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已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国互联网自身的技术、产业逻辑迎来深刻的绿色转型。朱政德和胡泳认为这番转型貌似空前，实则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与试错，总体来看，中央政府主导、回应性色彩浓厚、逐渐扬弃对西方技术话语的依附性是绿色转型的三大特征，“用互联网治理环境风险”和“治理互联网的环境风险”交融一体是绿色转型的突出成就。

　　总体来看，在2024年的传播学研究中，环境议题不再停留于媒体话语层面，还拓展至社会行动范畴。

　　从人机互动的情感面向到技术想象的社会建构，从日常生活的媒介化到集体情感的凝聚与怀旧之风的兴起，传播学的讨论将集体情感与公共利益渗透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媒介化进程之中，学者们对风险社会的媒介化治理之道孜孜以求。可以说，传播学在边界拓展与自我反思中积极响应着技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2024年的传播学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展现了广度和深度，而且在实践中也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洞察。与此同时，学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亦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首先，传播学面临着学术共同体对话能力的减弱，以及研究范式之间的隔阂。其次，在解读技术变革、预测社会发展趋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对传统范式的盲目唱衰和对新范式的过度吹捧。再者，落脚到家庭生活、残障群体以及底层劳工的媒介生活研究，力图让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境遇被“看见”，进而推动社会改革，但是学者仍需警惕“自我中心”的倾向，并不断自我拷问：如何传达研究对象的真实声音？勿忘学术研究的公共性使命，积极寻求与公众的对话和互动，才可能真正影响社会并为身处困境的群体带来积极变化。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期，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于风险社会安放情感：2024年中外传播学研究前沿述评》。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